上世纪七十年代，国家喊出“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四个现代化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政府担心普通百姓不能理解这一伟大目标所能带来的切实利益，以一种人们容易想象的日常生活情景将“四个现代化”予以描述。那就是连山沟沟里的农民都耳熟能详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们一家又一次随着父亲工作的调动搬家了，这次是县城南部的一个公社。
那个年代电力供应非常紧张，即使县城的普通民居电力也无法得到完全保障，更何况下面的公社及乡村，因此公社以下家家户户都备有煤油灯，尤其乡村，电更是稀罕物。
煤油灯是那时很常见的照明工具，它是玻璃做的，一个或圆形或椭圆形的玻璃灯座，灯座里面有空闲的地方可以倒满煤油，灯头里有一根灯芯，煤油通过灯芯慢慢地爬上来，最上面是一个透明玻璃做的灯罩，中间凸起，火苗在中间跳动，这种煤油灯的灯芯可以调。然而就是这样的煤油灯也不是家家都用得起的，一盏煤油灯由一个灯座、一个灯头、一个透明玻璃灯罩、一根灯芯组成，共需要一块多钱，这对于孩子多人家特别是乡村人家来说的确很难，而且灯罩易碎，一个灯罩就需要两毛多。于是又出现了一种自制的煤油灯：一个空墨水瓶子，用废铁皮剪一个比瓶口略大的圆片，在圆片中心打一个小孔，用棉线捏一个粗细和小孔差不多的线条或花几分钱买一个灯芯，穿在小孔里，瓶里装上煤油，灯便制成了。
这样的灯当然不卫生，黑烟很浓，而且光亮闪闪烁烁，只是“如豆的灯光”，在这样的灯光下做事、写作业都非常吃力。
其实就算用真的煤油灯灯光也好不到哪里去，那时母亲为了我在夜里能够好好地温书做作业，常常不惜在我跟前点上三盏，而我就是常常闻着煤油燃烧后难闻的气味在灯下做作业、温习，听着母亲教我九九乘法口诀。那年我七岁正上小学一年级，点煤油灯的夜晚就是我对那个地方最初也是最深刻的印象，即使过去了三十年那昏黄的煤油灯光依然清晰。
那时公社的政府大院有电的日子一年当中不足三个月，最能保障夜晚正常用电的就只在国庆节两天、春节前后十来天，其余的夜晚家家户户都是伴着煤油灯度日，当然也有特别的时候，就是在一年当中为少不多的公开放露天电影的夜晚，这样的夜晚是“公家用柴油机自行发电。
这样的日子其实我并没有过多久，一年半后我离开了家回到县城的外祖家，以后只是过年及暑假一个月左右回去，而母亲他们就一直陪着父亲，直到父亲的工作再一次调动。
时隔三十年后的今天，电灯已经不算什么了，寻常人家大大小小的各种灯不会少于十盏，而且设计精巧、美轮美奂。现在的孩子生来看到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灯，他们对煤油灯，恐怕听都没听过，更不用说见过了。
而我，还是忘不了那些煤油灯的夜晚，昏黄的灯光下守着的不仅仅是梦想。
进入八十年代，很多单位用的电话基本上还是手摇电话机。家所在的公社办公室也不例外。
那种手摇电话机可没有现在的电话机这么精致漂亮，它是黑色的，而且挺沉，机身没有数字号键，旁边有个摇柄，专供摇铃用。打电话得先摇摇柄，摇起来挺吃力的，得使劲地摇，还会发出刺耳的声音。那个时候的电话都需要通过忙碌的人工台话务员转接，线路可不比现在，经常是占线打不通，有时打一个电话要间隔地摇上好几个小时。当然，运气好时也许十来分钟就接通了。然而，即使接通了还得再面对接下来的一路又一路地转接，若是有急事，真的会让人急出一身汗不可。
1984年春末的一个夜晚，我病倒了，这一次病情来势凶猛，我疼得满床打滚，外婆心疼得一大早就急忙找人送我上医院，经过医生的重重检查，最后被告知需要动手术，而且得赶紧。这下子外婆傻眼了，她抹着眼泪和外公两人斟酌来斟酌去，决定央人帮忙打电话给远在公社我的父母。这电话从中午1点多开始摇，不是总机没人接就是占线，好不容易转接到最后一关，却是公社那方没人接电话，这电话就这样断断续续地打到了夜里八点多，终于找到了父亲。之后父亲在万般无奈下第一次动用了手中的权力，坐公社的吉普车赶到了县城，这时已经是深夜十二点多了，然后带我连夜赶去地区人民医院。我还记得住进医院做详细检查时医生曾说要是再送晚来两个小时，估计要休克了。这年的春天我动了手术，留下了对电话难打的难以磨灭的印象。这一年我13岁。
这个时候普通百姓家根本没有电话，按照当时的规定，必须是处级以上干部才能有资格申请用公款安装电话，拥有一部家庭电话是许多人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九十年代初，我离开了家到外上大学。这时最头疼的还是打长途电话，虽然此时的电话已经是转盘式电话，远比手摇电话先进了，然而因线路繁忙，经常堵塞，通话质量差。有急事时我喜欢发电报，但又常常生怕字数太少父母看不明白，字数多吧又花得太多的钱。于是每每有电报无法说清的急事还是得排长队打电话，哪怕要等候，哪怕得扯高嗓子说话。
随后几年固定电话虽然开始逐渐走进百姓家庭，但因初装费用高昂，安装电话非常复杂，为了装一部电话还得“走后门”，最后还要排上个把月才轮到，这让许多市民望而却步。
家中安装电话是在1993年初，这时已经是程控电话，是父亲单位按规定安装的，据说初装费近四千块钱。从此方便了我与家中的联系，当然也让我懒了写书信回家。为此母亲有时不得不几经辗转（打到学校的总机转到女生宿舍值班室，再由值班员传呼宿舍号找人）打电话给我，只为了能问问我的情况，可怜天下父母心。只是可惜的是，那时的我总嫌她烦。
邕城的家安装电话是在1997年夏天，婚后的第二年。这时先生已经下到偏远的一个乡镇挂职，十天半个月才回来一次。只为了联络方便，我们不惜花上近三千块钱装上电话，因此有不少人说我们不会盘算过日子，三千块钱已经差不多是我那时10个月的工资了（当时我的月工资只有300多一点）。这个时候电话安装已不需要“走后门”，但费用仍然高，寻常人家还没有全面普及。然而，我们只是想通过电话拥有自己的角落，能够经常听到对方的声音，说说话。一部电话系住了我们的情，更是方便了我与父母的联系，这些不是三千块钱可以衡量的。
时间在流走，时代在变迁，社会在进步，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便捷。从“BP”数字机到中文机，从笨重的“大哥大”到轻巧漂亮的手机，电话已经普及到千家万户，不仅仅如此，电脑网络更是遍布城乡，人与人之间通过电话、网络加强了联系，两地相隔的亲人也因这方便的亲情电话、网络聊天而欣慰与幸福，距离再不遥远。
弹指一挥间，三十年过去了。沧桑巨变。我们的生活早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当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生活目标，如今楼房、电灯、电话，甚至于网络，已经是再普通不过了。
当然，这些变迁也只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缩影，然而，却让我们真正地感受到了改革开放给我们的生活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只是，那些年月，那些电灯电话的往事就这样留在了心底，不经意间偶尔回忆，那些清贫的日子，竟是涩中有了一丝的甜，才发觉那些记忆已经被岁月刻成了我们心中的永不褪色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