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票是中国供城乡人口购买肉类或肉制品的一种票证。中国对肉食品购销实行统一管理及保证肉食品按计划供应所采取的一项措施。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商业部门印发。肉票是购物的凭证，本身不含价值，不许买卖流通。肉票是商品短缺形势下的产物。80年代初期，随着农业和轻纺工业的发展，肉类供应日趋丰富，肉票随之取消。
1984年4月12日，南宁市平价猪肉实行免票供应，市民从此可以大口吃猪肉了，猪肉票也开始退出了南宁历史舞台。
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二十多年间物质供应匮乏的情况下，各种食品和生活用品都需要使用票证才能够购买到，肉票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它是副食票中的宠儿。那个时候粮食定量有限，食油供应稀少，人们就寄希望于肉食，所以肉票在物质短缺时代最为难得，人们都将吃肉叫做“打牙祭”，能吃上一次肉，就是难得的一种享受。
当时，一个人一个月的猪肉配额是半斤，每个月每人发一张猪肉票，每张票有10格，每格价值0.2元（八十年代初每格价值0.5元），凭票到指定地点购买。
那个时候县城、乡镇都只有一家食品公司，食品公司只有一个门市部，门市部只有一个猪肉营业柜台，三四人营业。当天卖出的猪肉数量有限，然而排队的人少则几十，多则几百，可想而知当时买肉的艰难。为了能够买到肉、买到好一点的肉，半夜三更去排队是常有的事情。
关于买肉我印象最深的是1977年1月。那年的1月，妹妹出生了。为了能够让母亲坐好月子，父亲想尽了一切办法，而我时常在凌晨四五点就被父亲唤醒，然后冒着寒风在副食店前睡眼朦胧地排队苦苦地等候。父亲这样做实在是出于无奈，排队的人太多，等待的时间太长，而他既要护理坐月子的母亲、刚出生的妹妹，还有一个3岁的弟弟要看着。那年刺骨的寒风就这样印在了我的脑海里，那年我6岁多了。
因为买肉的艰难，于是副食店里卖肉的师傅、屠宰场杀猪的屠夫，成了那个时候人人都想巴结讨好的大红人，他们卖肉不仅仅是他自己有机会假公济私多占些便宜，而且他的亲朋好友也可以沾些光，不必如此费劲地一大早去排队苦等。
而且，那时候大家买肉时都抢着要肥肉，瘦肉需要搭在肥肉里才能卖出。因为花生油每人每月半斤根本不够，所以每家每户都是炼猪油搭着吃。买回肥肉后可以先拿来炼猪油，然后再吃油渣。那时候的孩子要是能够吃上一碗油香香的油渣拌饭（米饭煮熟后，在里面拌上油渣、一点盐或酱油）是非常兴奋的一件事情。
如果想真正地吃上一顿肉，只能够等到春节、国庆及元旦等节假日了。每逢这些节日可以从单位或居委会那领取到购物簿，凭这可不用肉票，同样可以购买到猪肉，这购物簿的作用相当于加菜，这个时候才能够吃上一顿较丰富的肉。
说到吃肉，不得不提从前母亲养猪的事情。1978年父亲又一次工作调动了，这次是县南较偏远的一个公社。在那，母亲看到一些公社干部的家属自个偷偷地养起猪来时，她深受启发，第二年初她也一样买回了一头小猪，开始了养猪的日子。当时粮食紧张，吃饭都不容易，自然也就没有更多的粮食用来养猪，猪饲料主要是红薯叶、米糠、红薯和野菜。于是年初买回的小猪通常要养到年底才可以宰杀，故称“杀年猪”（母亲找人偷偷地宰杀）。这猪通常都不算肥大，也不过是百来斤重。这肉私下里总要送两家长辈一半，另一半留着自家吃。这一半母亲会使出浑身的招术或做腊肉或灌腊肠或炸扣肉，以图过年一家人的尽兴以及年后平常的日子能有些盼头。
而我，就是这样一年又一年地看着母亲含辛茹苦地为一家大小操劳，竭尽全力保证一家人的衣食无忧。
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猪肉市场逐步敞开了，肉票于1984年开始退出历史舞台，母亲的养猪“副业”在1985年初也宣告结束了，这一年家又一次要搬迁了。
如今在菜市场买肉，任挑任选，只要肯出钱，想买什么肉，就能买到什么肉，既不需要排队，也不需要肉票。
只是，从前排队苦等买肉的日子已成了记忆中抹不去的一页。
